诸暨律师

关键词: 】《合同法》/选择权/表见代理/善意第三人/事实无权代理/自治异化 内容提要: 通说认为，在表见代理后果理论中善意第三人享有选择权。文章在发掘其理论背景的基础上，从表见代理性质与善意第三人保护的限度出发，认定这一通说是不成立的。不应当对《合同法》第49条进行扩张性解释，否则会导致在善意第三人保护上法律的异化。 我国自1999年《合同法》规定表见代理制度以来，学界除了在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等有限领域进行探讨外，似乎以为有了法律的规定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法可依，确实为司法适用解决了现存的困难。但是若在理论上并没有达到完全的自觉，要做到有意识地维护这一制度的价值效用，是至为艰难的。即使在表见代理制度的司法适用上，至少在绝大部分学者看来，《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并没有规定表见代理的后果。根据学界关于表见代理后果理论的通说，只要第三人为善意，在表见代理要件满足后，善意第三人即享有选择适用表见代理制度或者狭义无权代理制度的权利[1]。这就是表见代理后果理论中著名的“选择权”通说。按照这一通说，第49条规定的“代理行为有效”这一表见代理效果也将形同虚设。那么，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出入呢？这涉及到对表见代理性质和什么是善意第三人最大利益的理解。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探讨表见代理的后果。 　　一、表见代理制度的结构：性质之争 　　在《合同法》总则当中，代理制度有两个条文：其一为该法第48条，学者名之为“无权代理”；其二为该法第49条，学者命名为“表见代理”。那么，是否“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是相互外在而不具有任何内涵上的包容关系呢？《合同法》并未给我们答案。但是翻开所有的教科书，我们在代理制度中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分类：根据有无代理权的标准，可以将代理分为有权代理和无权代理。无权代理分为狭义的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2]。可见，依据学界目前的通说，表见代理仍然是属于无权代理领域，当然是广义的无权代理。可是，我们在定义表见代理时，却认为表见代理是指第三人基于特定客观事实信赖无代理权人具有代理权，从而产生有权代理法律后果的无权代理[3]。于是，在表见代理定义内就出现了矛盾，即产生有权代理法律后果的无权代理。这种矛盾是如何可能的呢？ 　　这只能从意定代理说起。在意定代理范围内，代理权的发生完全依赖于被代理人的授权行为。若没有本人的授权，代理人是不可能有代理权的，当然也就不能发生代理的法律后果。因此，代理权的有无一开始即被牢牢地限定在本人是否授权上。这正是目前学界关于“有权代理”和“无权代理”分类的理论来源。表见代理之所以分属于无权代理，也正是本人没有授权之故。然而，代理制度的复杂性正体现在中间环节——代理人上。通过代理人的中介，本人与第三人在时空上被隔离开来，本来应该直接面对的合同双方，却由于代理制度而无法直抒情怀。这样，简单的合同关系通过代理制度就变为复杂难解的三方。整个代理制度的内在结构也都遵循着这样的一种逻辑演绎：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授权关系；基于授权而由代理人与第三人发生的订立合同关系；基于这个合同而发生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之债的法律关系，并且最终代理权的效果混同于合同的有效而完成代理的神圣使命。这是立法者所设想理想状态的有权代理运作规程，但是，现实中却往往大相径庭。无权代理就是对这一理想背离的显例。倘若本人没有授权，代理人却谎称本人已经授权从而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该合同只能是效力待定，需要等待被代理人的追认才能发生合同效力。从无权代理的逻辑历程来看，它同样是在遵循着代理制度的逻辑演绎：由于本人没有授权，代理人当然就没有代理权；代理人没有代理权，那么他就没有权利代理本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由于合同当事人是本人与第三人，要想使合同拘束到本人，必须得到本人的追认。可见，无权代理与有权代理一样，都是遵循着一种“从天到地”的论证方式。先从代理权的合法性来源出发认定代理权是否存在，然后以此为立论基础分析出合同的效力。至于第三人能否认识到这一代理权的授意，这纯属经验层面之事，根本无关乎代理权的定性。可是，到了表见代理那里，事情为之完全一变。倘若依循代理制度的逻辑演绎，无论代理人是否持有足以让第三人相信的代理权外观，本人一开始并没有授权给代理人，这在后来被证明为铁一般的事实。那么据此即可以推断表见代理确实为无权代理。既然无权代理，那么代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本不应该约束到本人，可是表见代理则偏偏不是这样。尽管是无权代理，但是有足以让第三人相信的代理权表征，因而表见代理发生有权代理的效力，这从《合同法》第49条可以看出。可见，表见代理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是无权代理，但却发生有权代理的效果。之所以表见代理迥异于（狭义）无权代理，就在于引进了第三人判断。那么，我们在认定表见代理制度的内在结构时，就不能简单地顺从代理制度的逻辑演绎，而应当从本人授权与第三人判断两个角度同时演进。 　　1.从本人授权视角而论，表见代理之所以定性为无权代理，这是从代理权的渊源来看的。代理权由本人的授意而发生，在表见代理制度下，本人并没有授权给代理人，显然就应当定性为无权代理。这无可厚非。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把个人内在意思设定为权利的基础，确实解决了权利的人性根源问题，但是由于根本不考虑在经验层面的运用，因而这一合法性往往在法律适用上很难被证实。我们经常不自觉地把表见代理当作一个“事实”上的无权代理来接受，可是这一“事实”却并不是一开始便不言自明的，之所以被当作一个事实，是在被证实之后才如是说的。因此，代理人无代理权，这是一个结果，而非前提。之所以把表见代理设定为无权代理，是从实践理性的预设而论的，是制度合法性基础的奠基之点。 　　2.从第三人判断角度来看，这已经不是一个定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证实的问题。就第三人而言，代理人是否有代理权，确实应当断定被代理人是否有授权的意思存在。由于被代理人通过代理人的中介，在无法直陈被代理人的情况下，第三人所能进行的只能是推断。也就是说，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授权状态具有相对性，这样的相对性对于相对方以外的人来讲，具有内部性、隐蔽性，从而具有不可知性。对于任何第三人来讲，任何交易判断的作出，首先须有交易对象的提供，没有这一判断的前提基础，任何判断都只是空中楼阁。在表见代理当中，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是一个动态的交易过程，任何交易判断的作出必须在这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当中完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刺激第三人感官的是代理人所提供出来的代理权限证明，对于第三人来讲，必须迅即完成就该证明判断出代理人是否有代理权，因而，我们首先必须把第三人定义为动态中的第三人，而非静观中的第三人。因此，我们必须扭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所依据的所谓“事实”上的代理权状态在第三人那里是不存在的，第三人进行判断的依据只可能是就代理人所提供的代理权限外观根据一般人所应有的观念进行判断。由此，在第三人视角而言，判断代理人是否有代理权，不是看本人是否授权，而是看社会一般人在第三人的情况下，是否能就代理权外观得出代理人有代理权的结论；即使本人未授权，但是善意第三人能判断出代理人有代理权，那么对第三人而论代理人就有代理权，代理行为随即发生效力[4]。 　　由此，表见代理制度的内在结构表现为两个图式：(1)被代理人→代理人→第三人。这一图式是根据实践理性公设定性的过程，从个体意思角度引申出权利，为代理权的合法性基础找到了人性根源；(2)第三人→代理人→被代理人。而在这一图式中，第三人在此的判断是根据代理人是否有授权的外观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善意第三人的判断不是要深入到“代理人→被代理人”这一个关系内部，而只是依据一般人所有的认知能力结合代理人的代理权限证明为准。因此，表见代理之所以定性为“无权代理”，这是从授权合法性来源上而论的，而合同之所以有效（代理行为有效）则是从善意第三人的有效判断而言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评判这两种标准呢？这要从标准的判断者找寻起。 　　法律要建立的是普遍有效的规范体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体系，只有在神或者相当于神性的人类的纯粹理性当中才能找到，对于一直在纯粹理性途中的现在的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康德在构建其批判体系时，首先针对的就是“纯粹理性的批判”。那么我们是否就会堕入彻底的怀疑主义呢？不然。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所说：“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为，如果不是通过对象激动我们的感官，一则由他们自己引起表象，一则使我们的知性活动运作起来，对这些表象加以比较，把它们连接或分开，这样把感性印象的原始素材加工成称之经验的对象知识，那么知识能力该由什么来唤起活动呢？”[5]也就是说，人虽然不具有纯粹理性，不能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神那样“思想其思想”[6]，但是在认识上我们具有知性能力。通过知性能力，我们将感受到的客体转化为概念、判断或者原则，最后再由理性将其纳入思维的最高统一，亦即使各种概念、判断、原则皆不互相矛盾，如此经验才成为可能，才有所谓的“客观”知识[7]。其实这就是这位哲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伟大革命——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根据这种变革的思维方式，知识的客观性并不来自于客体。要想获得普遍必然有效的知识，必须使我们从常识性的成见中解脱出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知识不再由对象所决定，而是对象由我们的认识能力所决定[8]。表见代理制度的定性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基础上。针对代理权表征，法律只能从善意第三人的认识能力出发。善意第三人是除了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以外的人，代表着人类的认识水平。因而，代理人是否有代理权，应当以善